第五节、还能作什么
不少人认为:希望工程就是捐资助学,捐了钱就行了。其实那只是最一般的理解和做法。
刘晓东后来这种跟踪帮扶远不是最初一次性捐出的几百元钱所能包括。经常性的联系不算,救助对象家庭天灾人祸,孩子思想矛盾都会经常发生。他是个认准的事情很投入的人。知道了就忍不住要管。所以那段时间他们家几乎成了一个助学协调中心。
张桂玲、杨文文,王占娟因交不起学校的其他费用再次面临失学危险。这已经超出了希望工程要求的范围,涉及到学校和有关部门如何执行政策。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系统和教育部统一过口径,希望工程的捐款用来解决失学儿童的书本费用。学杂费由基层教育部门和学校减免。而其他所谓补课费、考试费、校服费、电影费、勤工俭学费等所有费用早已多次明令禁止。但这些费用恰恰是像其他行业乱收费现象一样,光靠文件是止不住的。
贫困地区的农村小学有时穷得连教师工资都发不出去。免费多了教学之外的其他活动就难以进行。挤来挤去费用还是要摊到贫困生头上。杨文文等同学就是因为交不上其他费用而多次受到学校警告,才被迫向刘晓东透露了想退学的意思。
刘晓东开始很气愤。当他对农村小学的落后状况了解多了之后,又有些无奈。觉得在那样的条件下办学也确实难为了这些校长和老师。但他始终认为:学校和教育部门无法推卸应负的主要责任,许多乱收费源于他们的私利驱动。
通过电话和写信调查了解,刘晓东一方面借鉴张桂玲用别人用过的旧课本上学的做法,动员其他同学不要和别人攀比,借旧书学习照样争上游。一方面和学校取得联系,寻找解决办法。
为防止减免不成耽误学业,他还按实际需要分别给3家寄了一二百元。所幸问题最后都解决了。
这些事多了他也有过一些想法,觉得到底有没有个头?是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通过几次处理救助对象再次失学的问题,才进一步感到自己的责任,建立了帮人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失学儿童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相当多的农村学校也都有巧立名目另收费的套路和经验。几年下来,刘晓东发现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和后续帮扶,希望工程已经结对的贫困生中至少要有一半以上无法完成预定的小学学业。
刘晓东既然选择了希望工程并当作一件正事来办,就不能回避类似的继续付出。同时也开始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做了相应的调整。
当时他家的热水器是机关发的,已经修了几次,必须两个人同时配合操作才能洗澡。用了十几年的电视机也修过两次,图像老不稳定。仅有一个电风扇两个屋子轮流吹。这在90年代中期应该是城市中等偏下生活水平的配置。
每当妻子唠叨,孩子抱怨,他就劝他们等等,再等等……一次次地拖下去。
看到不少同事和亲友过得都比他们宽裕,曹爱君有时赌气说:“你和那些孩子过去吧。”他说:“那怎么啦,真有孩子在家活不下去,就接来和刘正作伴。”
曹爱君一听赶紧说:“别,别,这一个已经让我操够了心,你还是寄点钱帮帮他们吧”。这一来,家庭现代化就不怎么提了。
在他的带动下,勤俭节约早已变成全家人的自觉行动。自行车坏了尽量自己修,鞋坏了自己补。连刘正放学路上发现丢弃的空易拉罐和酒瓶子都交给爸爸,积攒起来卖废品。
平时在家除看书学习的房间是40瓦的日光灯,其他屋都是十几瓦的灯棍。有的朋友看到说他太小气。他说:“已经习惯了,有些失学儿童还不能点电灯呢!”
有年春节,汶上县救助对象郑灿军兄弟要来看他们。曹爱君买了新被褥,让刘正搬到门厅折叠床上睡,腾出床铺接待客人。因为房间冬天没有暖气,便准备了热水袋。
她一边收拾一边担心地说:“这家以后会不会成招待所呀?”
“不是招待所,是这些孩子济南的家。”刘晓东郑重地说:“你当不上所长别有意见”。
一连4天,俩孩子和他们同吃同住很开心。睡觉时刘晓东问他们冷不冷,他们含着泪说:“不冷,比在家里还暖和。”
离济南最近的长清县救助对象张庆伯从小就懂得为大人分忧。他养了一只小羊,天天放学割草喂它,想等它长大生了小羊卖钱交学费。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与刘晓东不谋而合。
后来小羊有病死了,刘晓东又专程买了只小山羊送给他。不幸的是这只小羊几个月后又死了。
刘晓东根据当地资源和市场情况,帮他家添置了几头小猪崽,让大人和他一块喂养。终于发展成效益较好的家庭副业。实现了由过去单纯的“输血”到提高“造血”能力的转变。
他马上抓住典型写信向40多个孩子作了介绍和推广,号召其他孩子向张庆伯学习,困难面前不灰心。在给每个孩子的信中写道:学生的任务首先是学习,但也要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致富除了诚实的劳动,关键是找窍门,会算账,以小的代价获得大的效益。我小时候生活在城市,放学以后也养兔子,养鸽子,卖掉后建立自己的“小书库”……鼓励他们根据情况也搞一点家庭养殖小副业,从小学会自力更生,勤工俭学。
这使刘晓东联想到如果每个孩子家庭都上一个好的致富项目,通过增强“造血“能力自立自强,应该是最终脱贫的一条捷径。可是这些家庭如此困难的状况,没有一定的启动资金肯定不行。这个钱少说几百,多则成千上万。自己一时还没有这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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