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天下机关一样“稳”

 齐鲁行的顺利开展，不仅为整个万里行开了个好头，还进一步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巩固发展了刘晓东多年来的助学成果，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以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必能引起社会各界对助学扶贫工作的广泛关注，促进国家有关政策的合理调整。

于是，他便借齐鲁电视台“纪念山东省希望工程实施十周年”专题节目采访的机会，向社会做出了庄严承诺：自筹资金发起“希望成真神州万```带领志愿者一道，到全家资助的45位失学儿童家乡走访考察，帮助他们尽快脱贫致富。同时开始了“出省行”的筹备。

万里行的活动范围总体划分为东北、西北、西南三大片。沿途上百个城市和许多县区，情况比齐鲁行复杂，任务也繁重得多。为了“师出有名”，寻求合法身份，必须先取得相关部门的支持和认可。

首先，刘晓东想到的是自己的工作单位山东省经贸委。虽然自己已在机构改革中被批准离岗，3年后正式办理退休，这种大事仍应让领导们知道。委领导在他的报告上批示：此项活动不在经贸委职责范围，建议按照原来的渠道审批。

刘晓东又去找省希望办的魏主任，她答应尽快将报告报送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审批。几天后刘晓东又去，从她的神情便可看出结果并不乐观。中国青基会的答复是对此类活动不提倡，不组织，建议用其他更好的方式捐资助学。

刘晓东仍不甘心，认为中国青基会没有完全理解他的苦心，有必要去当面沟通一下，而且报告还可以修改。魏主任说可以试试。

刘晓东又来到北京那个四合院。

他对这个古香古色的院子怀有好感。从内到外，朴实而安静。从上到下包括主要领导徐永光在内，大家都直呼其名而不称职务，更显得和谐而温馨。每个来的人都会被这种氛围所感染。

在这里，他首先受到办公室主任杨农的接见，并在其安排下见到了希望办高级助理张传远。

他向张助理说明来意，想见一下秘书长徐永光或其他领导。张传远却说领导很忙，不预约一般不会客。刘晓东也想留出时间让他先汇报、领导们有所准备。就借口说正好北京有事要办，明天再来。

第二天又来等了一个多小时，被告知领导不在。刘晓东仿佛悟出点什么，觉得这样等不是办法。便找来纸笔，把自己的想法都写了下来。

在3张信纸上，坦言了对希望工程的感受、看法和建议，陈述了希望成真万里行活动的意义、可行性以及自己的真实意图与决心。这封信实际与给经贸委的报告一样，除了寻找共识，就是打招呼让领导知道而已。写完后拜托张传远转交徐永光。

走出希望办，刘晓东心里有点失落。想到还有好多事情等着去做，便打算去杨农那儿告别离开。刚走了几步，无意中看到一个人，从四合院的一个角门走出来，迅速进了另一间办公室。

他心里咯噔一下，那是一张再熟悉不过典型的温州人的脸，这个人正是徐永光。

刘晓东完全明白了，在希望工程发源地这样带着神圣光环的地方也和其他官僚机构一样在玩“捉迷藏”的游戏。根本不是什么“工作忙”、“不在办公室”，而是不想见他。他没想到怀着一片真诚跑来北京，碰的竟是这样一个司空见惯的软钉子。

一股怨气顿时涌上他心头。群众上访待遇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没做过大官的刘晓东当然体会不到那一级领导的繁忙程度和会客原则。也没有注意到青基会本身就是以助学起家，基本未涉足扶贫这个更大更难的领域。不过他想到自己信上该说的差不多都说了，连这封情真意切的信都说服不了的领导就是见了有什么用呢？

刘晓东很快收到张助理来信。说到托他转交的信永光已经看了。感谢他对“希望工程”的支持与关心，也为没能对其发起的万里行活动给予支持表示歉意，希望对中国青基会基于目前状况作出的决定予以理解。

这才有国家级公益机构办事的那点意思。至少让他感到通过这次沟通，中国青基会这头不会对活动轻易否定了。

在北京期间，刘晓东还去了国家民政部询问活动的审批事宜。接待处告诉他由于涉及到“出省”，要先得到省民政厅审批后才能上报。但通过电话联系，省民政厅以正筹备慈善总会为名，未予受理。

根据接待处的指点，他又去了一趟中国扶贫基金会。对他的态度同样热情而空洞。
回到省里后，刘晓东还咨询过扶贫办、教委、农业厅等几个与助学扶贫有关的部门。也都表现出一定的赞赏，但一谈到具体支持就没了下文。

已参加工作30余年的刘晓东终于明白，自己想做的这件事，不能再对那些部门抱什么希望。只能像国际歌里唱的那样：“全靠我们自己了。”